警方真的无权披露黄海波嫖娼吗？ 
警方真的无权披露黄海波嫖娼吗？
仔细探究可知，公众实际气愤的是，黄海波嫖娼被公布，同为公
众人物的官员嫖娼不公布，选择性执法践踏了法律公正。
黄海波因嫖娼被拘，也引出一个重大的法治话题，即警方有无权力向外界披露明星诸如嫖娼等治安违法行为。不少法律人即指出，黄海波嫖娼虽然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，但该法只规定了罚款、拘留之法律后果，警方向外界披露其嫖娼情节没有法律依据，涉嫌违法行政，侵犯了黄海波的隐私权；还有律师替黄海波草拟了状告警方的《行政诉状》，被网民大量转发。
自从美国的两位著名法学家沃伦 和 布兰戴斯 1890年在《哈佛法律评论》中发表《隐私权》一文到现在，隐私权一词诞生已有124周年了。但我国法学界引进该词也才二三十年历史，法律上第一次出现隐私权一词，是2009年通过的《侵权责任法》，才4、5年时间，隐私权观念在我国公民心目中还没有多少地位，几年前，打探他人的年龄、住址、健康状态、收入多寡，还一直以是关心他人的面目出现呢。因此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普及隐私权知识的机会。
应当指出，隐私权产生后的100多年来，即使在产生隐私权概念的美国，明星等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公众的知情权到底应如何平衡，就一直是一个法律难题。本文篇幅短小，不想就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关系展开论述，只想回答一个很小的问题：警方真的无权披露公众人物的治安违法行为吗？
如果警方披露黄海波嫖娼情节确实违法，那么，警方过去向外界披露明星打人（例如梁家辉）、吸毒（例如满文军）、酒驾（例如撒贝宁）等也同样违法，因为这些违法行为也是治安案件的范畴，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也未赋予警方以披露的职权。进一步说，警方不应披露，媒体也不应报道，否则也成立扩大隐私传播的共同侵权。
果真如此，那么以后明星们尽可以放心地去吸毒、去嫖娼、去打人、去酒驾，反正警方不敢披露，媒体不敢报道，对他们的公众形象没有任何影响。顺着这个逻辑，不仅治安事件，哪怕犯罪案件，公检机关也是无权披露的，因为刑诉法也未规定公检机关有披露职权；只是到了审判阶段，刑诉法规定了公开审判原则，法院应在开庭3日前公布案由、被告人姓名等；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得公开审理，但宣判也应一律公开，而判决公开自然会涉及被告人姓名和基本案情。当然，公众此时所了解的案情，一定是在事件发生几个月甚至1年以后，早已成为“旧闻”了。
公众人物的违法犯罪案件尚且不得披露，普通公民的违法犯罪案件就更不得披露了。一个国家若将个人隐私强调到如此地步，其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隐私都不得披露，势必使得社会的自我净化功能丧失殆尽，这只能让社会逐渐腐烂得臭不可闻。在这里，我实际上是用反证的方法，证明了“不得披露公众人物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隐私”的荒谬性。
当然，逻辑论证不能代替法律论证。对于公权力，法无明文授权即不得行使，这本身没有错。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和《刑事诉讼法》也确实没有授权警方对公众人物的违法犯罪可以向外界披露。但应指出，这两部法中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为了保障公正处理案件，而不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设。为满足公众的知情权，政府和相关部门应披露公众有权知道的相关信息，该规范内容其实是有另外法律来规定和授权的，在我国，主要是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。
该《条例》规定，“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信息，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”。明星作为公众人物，享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利益，也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，因为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，都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，对公众尤其是广大“追星族”产生强大的示范作用。因此，明星们的违法犯罪情形，完全可以解释为“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”的政府信息，警方对其主动公开，正是法律的明确要求。
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受到一定的限制，但也不是没有边界的。一般认为，明星的这样几方面的隐私权，仍然应当受到很好的保护：（1）明星的住宅不受非法侵扰，一些狗仔队员冲进明星的家里抓拍镜子，是非法的；（2）明星的通信秘密受法院保护，窃听明星的电话和电子邮件，为法律所不允；（3）明星的夫妻生活尤其是性生活不受他人打扰，等等。
仔细探究可知，公众实际气愤的是，黄海波嫖娼被公布，同为公众人物的官员嫖娼不公布，选择性执法践踏了法律公正。www.sdhmwater.com
